黄亚平的红色三轮出租车，如果穿过同心社区，再通过汞都大道、汞都路、辰砂路，几经蜿蜒后，就能在5、6分钟后到达3公里外的土坪路。袁仁纯家就在这条路上一幢破旧的单元楼。

　　1965年，他开始在汞矿工作。1989年9月，他被查出汞中毒，鉴定为8级工伤。后来，他被送去贵州汞矿技校附近的疗养院疗养。疗养期间，每天伙食不错，但根本吃不下东西。

　　自周秦以来，中国就开始用丹砂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现在，这种被命名为汞的致命元素，正让原贵州汞矿部分职工，承受着中毒后的痛苦。

　　当年，贵州汞矿红火时，袁仁纯曾在五坑做过冶炼的大班班长。那时每月要生产8吨汞，生产压力和工作强度都较大，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与汞接触的频率很高。

　　据《贵州汞矿史料》记载，在官方正式接管贵州汞矿两年后的1954年，就曾因134人次汞中毒，而导致休工达600多日。之前，贵州汞矿的冶炼一直采用土灶，回收率仅为50-60%，“这意味着有40-50%的汞呈蒸汽逸入空气中，汞蒸气浓度超过标准460倍。

　　那时，在汞矿工作时，袁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颇受敬重，“现在没人管我们了。”

　　2011年，澎湃新闻采访他时，这位79岁的矿工，住在万山冒水垄路一幢80年代修建的单元楼1楼里。他左手端着饭碗，右手握着筷子，正艰难地往嘴里扒饭粒，一双手不停地颤抖。导致他双手颤抖的，正是多年从事汞矿工作所带来的汞中毒。

　　刘黑子55岁的女儿刘绍萍拿出一个白色药瓶，上面印着“丙戊酸钠缓释片”字样。女儿回忆，父亲早晚吃一片，以此来缓解双手颤抖。除了双手颤抖外，他还是一名尘肺病二期患者。

　　在刘黑子的记忆中，他6岁开始接触汞。那年，他和母亲从家乡湖南麻阳县一路乞讨至贵州，重金属捕捉剂后在贵州汞矿做了一名童工。在矿上，和他年龄相仿的童工有很多。他没有想到，这一生的命运轮盘，从此与地球上的液态金属挂上了钩。

　　不断颤抖的手脚，让刘黑子的行动有些迟缓。他用手摩挲脸颊时，重金属捕捉剂手是颤抖的，无法控制，“内心很慌”。走路不能穿厚重的鞋子，“每天都只能给他穿轻便的鞋子，重了就走不动。”

　　刘黑子仍记得，他的汞中毒是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时，他所在的贵州汞矿五坑，每月要生产30吨水银，只有他一个人装罐，每罐装50斤。

　　后来，矿上要求矿工中的共青团员和员在矿洞的逼仄空间里，用高压水冲洗汞矿石，并用刷子将含水银的部分刷下来，再用木炭炒。年轻的刘黑子是党员之一，他因此而成为洗矿工人。一洗就是好几年。他的开始口腔溃烂，重金属捕捉剂直到他感觉“不对”，才换了其它岗位。

　　1963年7月25日，贵州汞矿在对矿工做体检时发现，矿工中汞中毒者有151人，患病率为6.6%。刘黑子正是这6.6%中的一名。24年后的1987年6月底，这个数字增加至274人。这是贵州汞矿关闭前，后一次出现在《贵州汞矿史料》之“贵州汞矿大事记”里的记录。

　　在万山的“双转型”中，这批汞中毒者，仍在继续承受着手脚颤抖、易怒、烦躁和精神错乱等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他们中的部分人，有的只吃一些维生素，有的根本不吃药，“让汞自己慢慢排放出体外。”

　　20分钟左右，就到了13公里外的下溪乡下场溪村。40岁的村民吴从玉，正坐在家里看管两个。妻子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离他家不远处，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不错。

　　几个月后，这些成熟后的稻谷，重金属捕捉剂又将被卖给前来收购的外乡人。约7年前始，吴从玉家就再也没吃过自己种的大米。那年，他们家种出的稻谷上开始出现黑点，有的还是空壳。

　　也是从那年开始，他们家稻田旁用来灌溉的河流开始变黑。从此，稻田里种出的糯米也没有糯性。到了收割季节，稻叶仍是青色的。村民赤脚或穿凉鞋从河里淌过，脚会恶痒难耐，用手挠时会溃烂。

　　2003年，在万山镇创建的万泰锰业，以生产电解锰等产品为主，生产中产生的废水从万山镇注入大水溪，一直流淌至吴从玉家门前的溪流。

　　2012年11月7日16时许，万山区万泰锰业尾渣库底部导洪管破裂，库内锰渣随溪水排放至下溪河，造成下溪河污染，下溪河汇入锦江河。污染的水流，一直顺流而下注入了湖南的麻阳县，并流经麻阳县的13个乡镇，涉及10万余人。

　　下场溪村的30多户村民发现，从7年前开始，他们种出的大米，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自此，他们家再不吃自己种的大米了。后来，一些外地人开始来他们村里收购稻谷，100斤130元。卖完稻谷后，他们再以每百斤240元左右的价格，去万山高楼坪购买出产的无污染大米。

　　从那年开始，万泰锰业开始以每百斤稻谷80元的青苗费，补贴沿溪一带村民。吴从玉说，他们只在稻田污染后的两年里，将从里面生产出来的大米卖给外地人。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和其他稻田受到污染的村民一样，将稻田改为旱地，种植玉米和红薯，用来喂猪和喂牛。每年，吴家需要在外地购买500斤左右的无污染大米，“用卖菜和部分低保费来购买，买了五六年了。”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河水变黑的第二年，包括下场溪在内的溪畔几百名村民，前往万泰锰业讨说法。后来，政府出面调停。

　　到了2013年，这笔费用不再发放，官方给出的理由是2012年的污染事件后，这家企业已停止生产。澎湃新闻从工信部官网检索发现，2013年7月18日，贵州万泰锰业被纳入《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批）》中的《2013年铁合金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全国有184家铁合金企业位列其中。工信部要求这家企业在“2013年年底前彻底拆除淘汰，不得向其他地区转移。”

　　在《贵州汞矿史料》里有这样的记录：“据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文件所说，贵州汞矿排放的废水量每日600立方米以上，含汞浓度超过国家标准数千甚至上万倍。”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蒋大和曾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

　　当地官方向澎湃新闻提供的一份于2014年5月印制的《新闻素材汇编》显示，万山受污染的土地面积约10万亩，涉及10万人左右。

　　万山区环保局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值汞含量1.5mg/kg作为对比值，万山老矿区下游的敖寨河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5.68mg/kg，超标17.1倍；下溪乡两岸受污染农田土壤汞含量278.5mg/kg，超标185.6倍。

　　2014年4月10日的《贵州日报》报道说，重金属捕捉剂目前，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万山特区已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尚待评审通过。澎湃新闻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

　　吴从玉不知道，他们家稻田里的土壤何时才能变得安全。4、5年前，有贵阳的专家来他们这里取过污染的土壤样本去化验，但吴至今并未获知专家此次的化验结果。

　　这位被痛恨的人物，叫宋龙顺，贵州汞矿的后一任矿长，被他们称为贵州汞矿的“末代皇帝”。工人们痛恨宋龙顺的缘由，是因为宋龙顺任期上，让一度辉煌的中国汞都推向关闭。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汞矿资源，应该仍可以继续生产一些年头。

　　在这样的逻辑推动下，从贵州汞矿关闭时起，工人们至今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上访。

　　2001年10月，他对2多名在职职工宣布，贵州汞矿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关闭。

　　13年后，他仍无法释怀的是，从他上任到离开贵州汞矿，一直有职工在不断举报他。这些职工们猜测，他在担任贵州汞矿后一任矿长期间存在贪腐行为，并用贪腐来的钱，在北京等地买了房子。

　　宋龙顺说，虽然自己理解职工们当时的心情，但他无法接受他们毫无根据的告状。“在中国，很多时候谣言三遍就成真理了。”后来，警察也曾找他做过调查，但因无据可循而告终。

　　在汞矿关闭后，生活越来越无着落的职工们，重金属捕捉剂仍旧在四处写信和材料举报他。他无法接受这样毫无根据的举报，觉得自己很委屈。他说自己真的有“末代皇帝”的悲凉心情。

　　那时，贵州汞矿有3个月没发工资了，也有几年没召开职代会。他先想法筹钱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召开了职代会，并解决了的生产问题。之前，因为没有钱，已有两个月没交电费，给矿区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影响。

　　没多久，宋龙顺亲眼看到，铜仁地区供电局剪掉供电的高压线。无奈下，他后决定用柴油机发电，并很快和临近的玉屏县供电局达成合作意向，对方用小水电给贵州汞矿输电。

　　1998年是困难的一年。国家每年拨付一千万来支付工资，但到这年年底，仍有30万元缺口。他开车走了5个省去要债，并在9天内用要回的货款补上了缺口。

　　1987年11月，宋的前任们，决定在大龙投资7470万元创办氯碱镁。氯碱镁建好后，产品在市场上并不走俏。宋龙顺说，这个投资行为，给贵州汞矿带来了“伤筋动骨”般的伤害。

　　1999年，他仍在到处向省里和国家争取政策和资金，来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等，并将近500多名职工分流到其他企业去。

　　作为中国的汞矿企业，贵州汞矿被关闭后，国内市场里汞的价格，曾一度因供不应求而上扬到每吨80万元。2000年，宋龙顺后一次卖汞时，价格才每吨10万元，“要是当时的价格能达到每吨80万元，贵州汞矿就不会马上宣布关闭了，至少还可以延续几年。”

　　2011年以来，万山启动了总面积30平方公里的“万山转型工业园区”，目前已入驻51家企业。2014年底，万山区政府将搬迁到铜仁市的谢桥新区，这里将成为铜仁市经济发展的两翼，另外“一翼”是铜仁的碧江区。

　　官方的这两大转型之举，似乎没有给这个前矿工群体带来太多欣喜。他们仍不想轻易放弃上访，只是不知道新一轮的上访，将于何时候出发。

　　“”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安置富余人员的一种办法，即参照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工资水平、工作岗位等条件，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经企业与员工双方协商，报有关部门批准，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给员工一定数额的货币，从而解除企业和富余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把员工推向社会的一种形式。

　　如今，是违法的。《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16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72条）。如果企业与员工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即使不能迅速重新就业，也能依法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而不存在员工离开单位就没人管的问题，因此也就无须。

　　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时，严格禁止企业采取形式将员工推向社会。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规定：任何单位都不能以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1999年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出售国有小型企业中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也强调：确保职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出售方应在申请出售前征求职工对出售方案和职工安置的意见，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企业出售中终止职工社会保险关系，不得借出售之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职工或为职工办理提前退休把职工推向社会。

　　实际上，万山仅是当前全国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的一个缩影，不过全国的这一污染数据仍是一个谜团。早在2011年初，国务院就正式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按照《规划》，全国18个省区的4452家企业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14个省区被列为重点治理省区，到2015年重金属污染排放量要比2007年减少15%。不过，目前国内重金属污染严重程度到底有多高，需要多少治理资金，上述《规划》并未详尽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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